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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的牺牲,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创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逐步确立了符合实际、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财税政策,锻炼了立场坚定、熟悉税收工作的干部队伍,为开创新中国税收事业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第70个国庆的时候,本报《经济社会专刊》推出一组特别报道,力图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税收的发展脉络,捡拾那些珍贵却并不广为人知的史海遗珠,勾勒出一幅红色税收发展的“千里江山图”。

来不及放稳手中的茶碗,王守财有些狼狈地跑出窑洞。刚才还在热情张罗他吃东西的张大爷,此时手拿烧火棍追了出来,口中还在大骂:“好你个反革命!你还敢冒充红军,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陕北一个普通山村的这件事,一度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冒充红军”可不是小事,但王守财却是冤枉的。他是货真价实的红军战士,他的使命是下乡调查收税。张大爷没听说过红军也收税,这才把他当成冒牌儿货。

其实这怪不得张大爷。昨天还在墙壁上刷写标语“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今天却要动员老百姓缴税,王守财们也一时转不过弯儿来。

事实上,当时全国的苏区,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毛泽东总结红军在根据地早期的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第一要打仗,这是不言而喻的。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屠刀和鲜血,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的艰辛之路。要想武装割据,打仗是家常便饭。但是不吃饭,怎么打仗?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5000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2角,即一律2角”。

虽然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同甘共苦的战斗精神,但是没有有力的财政支撑,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要战斗、发展、壮大,是难以想象的。

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知道这个道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中收录了红军1929年的一则筹款布告,内容是:“查该屋主人赖仲馨,系著名土豪,为富不仁,压迫工农,重租重息,盘剥备至,本地贫苦群众恨之入骨,着罚筹军饷大洋500元,限本日内筹齐,送交本部军需处。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

打土豪、分田地,符合一般革命者的理念,但是不足以成为有远大抱负政党的长远方针。正如毛泽东所说:“打土豪这种方式只能是应急的、临时的和部分的”。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

事实上,苏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尝试。1928年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土地税的税率,依照情形分为15%、10%、5%三等,以15%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一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可以分别适用10%、5%两种。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况时,得呈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610名大会代表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中央苏区设有军事、财政、土地、司法等9个部,财政是当时苏维埃最大的一个部,负责组织和领导根据地的财政税收。邓子恢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半年后,毛泽东率军攻克漳州。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还不知情的邓子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了你好久。”确实,苏维埃政权找到、确立自己的财政税收政策,是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洗礼才完成的。

税收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经济命脉,还是一个独立政权的象征和标志。若干年后,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不做李自成。我们无从考证他这种想法的起源,但事实上,至少从瑞金建政起,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和“闯王来了不纳粮”的理念分道扬镳了。

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农业税、商业税、工业税是三大征收税种。

此时,距离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已经过去了9年。中国共产党在那次会议上通过的最早的税收主张——“废除丁漕重税,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规定累进率所得税”——在共产党自己建立的政权中得到体现。虽然年轻的革命者更深刻地理解税收,熟练运用税收的过程还有很多波折,还需要长时间的实践和磨砺,但是共产党领导的税收事业,已经在其领导的各个根据地起步发展并马上显示出对红色政权的巨大作用。

“缴纳国税就是帮助红军消灭敌人”“拥护红军胜利,迅速缴纳国税”的标语出现在苏区的大街小巷。

宁冈县的邱大爷家收获谷子3500余斤,他怀着翻身农民普遍拥有的激动心情,挑选出最好的谷子,在谷场上晒了又晒,完全放心后才送交政府。除缴土地税外,他自愿向政府捐谷300斤。

赣东北地区曾有统计,在3个月内,苏区群众主动捐献了316头猪、2456斤猪肉,420只鸡,29636个鸡蛋,7302双布鞋,26800双草鞋。

1934年8月-10月,闽赣建宁、闽北等6县,工商业税收占到了经常性财政收入的44%以上 ……

尽管现在很难对当时各个苏区的税收情况做出完整统计,但税收为红色政权持续、稳定地提供财力物力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在那个时代,这样一组图景的对比现在看来尤其意味深长:

国统区,民生凋敝、政府入不敷出,“预征钱粮”预征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极端的甚至预征到1982年。蒋介石大肆向外国借款,担保的条件是当时财政的最大来源——关税和盐税。

苏区,拥有自己土地的人们在田间忙碌,新型的学校、医院、合作社、政府机关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为建立一个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探索。

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几点红色的微芒并不起眼,数量有限的稻谷牲畜也好像无足轻重,但是他们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人却意义非凡。早期的探索和实践,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更为他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正因为有了这种经验,在红军主力会师于陕北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才想到,在陕北推行曾经在江西实行过的累进税;正因为有了这种经验,红军统帅才更深刻地了解,两个多月的西征战役解放了生产食盐的定边盐池等县,对税收工作和红军发展的重大意义;正因为有了这种经验,西北办事处才会在1935年11月发布训令,让老百姓了解税收的意义。

训令发出,一批红军干部战士开始走街串巷,向老百姓宣传税收。

王守财是幸运的,他遇到的只是一个误会。误会消除后,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仍然亲如家人。更多时候,从事税收工作的红军战士面临的是更危险、更残酷的战斗。历史的记录让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情景——

生活:

“寒冬腊月,很多税务人员都是单衣过冬,没有盐吃,就刮老墙土、挖地角泥,送到硝盐场熬盐吃。每人每日节省2两米,以支援红军。”

工作:

信江南岸出现100多人的国民党部队,配备轻重机枪,火力压制。北岸我方30多人的红军和税务干部已经有几天无法登船检查收税,领导决定再派20人和一挺机枪掩护收税。

牺牲:

张其德,江西省德兴县人,在联系失散的税务人员途中被捕,英勇就义。

李本清(女),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干部,收税途中遭遇民团包围,遇难时还不到22岁。

尹良太,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首任税务局长,牺牲于收税途中,年仅28岁。

郭继宏,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牺牲于收税途中。找到郭继宏遗体时发现,他的双手被铁丝钻穿,腹部多处被刺刀刺穿,而他身体下掩埋的税票仍完好无损。

陈笃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牺牲于长征途中。

……

税务干部在苏区是稀缺而宝贵的。在当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创造财政人才是目前最紧要工作之一,因为一般工农同志很多不懂写算,特别是没有经济常识,因此创造财政人才是比其他部门要困难”。但是税务干部没有特权,他们与红军战士一样,需要随时投入战斗。

创业艰难百战多。红色的星火随着不停的战斗散布于古老的中国大地,它们因为理想和信念显得格外明亮坚韧。这星火中,孕育了红色税收,给它注入了红色的基因也吸取着它提供的力量。不远的将来,这力量将更加凝实强大,让那星星之火勃然爆发,驱走黑暗、照亮人间。

责任编辑:金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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