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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夫,1930年12月出生,1981年3月入党,离休前任原武汉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我6岁时母亲去世,跟随父亲移居黑龙江佳木斯。在东北,我感受到作为亡国奴的屈辱。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等陆续搬迁到佳木斯,这里也被誉为“东北小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大量伤员被送往佳木斯救治,我参加了医院战勤任务。

1947年12月我参军,1949年,我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的南下财经干部大队120余名财经干部中的一员,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接管沿途城市的财经工作。

南下的道路充满艰险,我们几次遇到国民党飞机对我们所乘火车的轰炸。自天津经济南、徐州、开封、郑州、漯河辗转前行,沿途不断有干部被留下来,犹如红色税收的种子撒向中国大地。5月12日,作为军医的我跟随副大队长伍能光、参谋长张先进等12名干部按照组织安排留在了武汉,从此扎根江城税收事业。

我们一行13人到达武汉时,武汉已经解放。我们被安排到武汉市财政税务部门,负责接管国民党旧财税机构,开展人民财税工作。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武汉经济萧条、物价暴涨、民生凋敝,财政局里除了旧文书档案外,只有1100块银元和已经成了废纸的旧币。

接管初期,我们的工作开展极其艰难,甚至连税款安全都无法保障,尤其是在基层、郊区人少的地方,国民党的散兵和土匪经常抢劫税款。在组织收入方面,武汉市经济当时主要依靠从旧社会刚刚转变过来的私营工商企业,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

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财税干部们的决心没有动摇。武汉市人民政府财政局设立后,伍能光局长和张先进副局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常教育我们对党要有忠心、对革命工作要有责任心,一定要干好税收工作。张先进副局长是一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生活十分俭朴。有一次,他在大街上找了个挑扁担的理发匠,坐在财政局大门口台阶上就理完了发。在优秀党员的带动下,财税干部们用优良的作风为武汉税收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武汉很快形成了开展税收工作的“三板斧”:一是团结争取武汉工商联上层人物;二是依靠店员、不允许资本家做假账;三是组织查账。强有力的举措使武汉市工商税收从1949年的600多万元增加到1950年的6000多万元。

在武汉,我见证了新中国财税事业从满目疮痍到蒸蒸日上。1981年3月,追随党34年的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下,能够为税收事业作贡献,我深感自豪。

责任编辑:金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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