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税务系统，有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老局长，他的名字叫金鑫。从解放战争时期在苏中九分区从事财经工作算起，到1995年离开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岗位，金鑫老局长从事财税工作五十年，是历任总局局长中任期最长的，用“德高望重”来形容金鑫老局长是最恰当不过。从1994年开始实施至今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改革，当年就是在金鑫老局长的主持下进行的，第一个全国税收宣传月也是在金鑫老局长的倡导下开始的。如今税收宣传月已经连续到第十七个，在第十七个税收宣传月来临之际听金鑫老局长谈税收历史、谈税收宣传，实在是件难得而有意义的事。
　　阳春三月的一天，我叩开了金鑫老局长位于北京万寿路的家，开门的正是金鑫老局长本人，慈祥而矍铄是笔者对老人家的第一印象。金鑫老局长身材不高，微胖，一脸的笑意，眼睛极为明亮而有神，颇像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我尊敬地叫了声“金局长”，老人家却笑呵呵地说：“叫金爷爷就行了。”
　　金鑫老局长话当年的税收工作
　　我是1984年3月正式被任命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的，之前在财政部的其他岗位工作，从1984年10月份开始，我的主要工作重点就完全转移到税收战线上来了。到税务总局来之后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二步利改税”。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要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触动旧体制，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建立新体制，税制改革不可避免被提上了日程。我上任之后很多时间在基层调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因为实践出真知。在与税务干部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我的税收工作思路。在1985年的七八月间，总局召开了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核心内容就是树立一个工作目标：全国税务系统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用不太长的时间，建立“三个体系，一支队伍”：即税收理论体系、税制体系、征管体系，同时，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为什么要把建立理论体系提得这么高？要从源头讲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时的税制设计，主要是沿袭了解放区老根据地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继承了国民党实行的一些税制，学习了苏联老大哥的一些税收理论。虽然并不完善，但毕竟形成了体系。可是实行了几年之后，从1956年到1958年，从加快“三大改造”到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把建国初期形成的税制又打乱了，开始实行“两放三统一包（指下放人员、下放资产；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包财政任务）”，所有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不管什么企业性质，都把权利放给地方政府。这种做法是计划经济的理论模式，也是“大锅饭”的体现，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叫“肉烂在锅里”，税、利不分，反正都是交给国家的。这种做法实际是对税收理论的极度歪曲，当时不认为税收是科学、是理论。到1961年，中央提出“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虽然也没有建立起税收理论体系，但是把完全的“大锅饭”稍微规范了一些，又搞了“双六条”，即财政六条、金融六条。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稳定了几年，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完全乱了。税务机构虽然没有撤销，但只剩下几个人了，基本上不开展工作，本来已经非常简单、笼统的税收也没有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会后，开始在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我们逐渐开始重建税务系统。一切的实践都要在一个好的理论指导下完成，当时的形势，必须要理论先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税收理论体系，目的是摆正税收在经济生活中的位置。
　　第二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税制体系。当时我国实行工商统一税，把各种税都包含在内，税制极为简单，这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新的税制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是1994年，新税制的主要特点是间接税和直接税的双主体结构，而间接税又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种模式。十年磨一剑，应该说，这套税制体系经过十年左右时间的的探索、总结、提炼，尽管当时的税制设计还不能说完美，但毕竟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基本的框架已经形成。
　　第三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征管体系，我当时认识到，税务机关要和千百万纳税人打交道，作为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依据，不能靠零零散散、星星点点的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办法，应该有完整的征收管理的体系。为国聚财要通过有效的征管手段实现，出于这个考虑，就把征收管理也作为一个体系提出来。时任财政部党组成员的许毅同志曾说：“老金啊，这是个新提法”。实践证明，提得没有错。
　　有了三个体系的目标，靠谁去做？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税务队伍，当时的要求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到我离开总局领导岗位的时候，我们税务系统已经有干部职工60万人，干部大部分是中青年，大专以上学历达到30%左右，共产党员占35%，这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
　　金鑫老局长谈税收宣传
　　社会主义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依法纳税和依法征税的目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实际工作上，毕竟是要从纳税人的口袋里掏钱，所以有的纳税人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对，会出现偷逃税、骗税、抗税的现象。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能够通过宣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和政府要依法征税、纳税人要依法纳税的意识深入到每个公民的心中。
　　革命就是要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宣传就要善于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当时我们提出了税法宣传的“24字”思路，即：结合实际，突出重点；不断深化，普及全民；立足当代，着眼未来。1989年9月到1990年9月，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的前身）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了全国个体工商户税法宣传普及教育活动。通过此次宣传教育，全国有400多万个体工商户获得税法知识合格证书，当年的全国个体税收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43.5%.1990年10月至1991年底，国家税务局又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开展了全民普及税法宣传教育活动，整个活动充分发挥了工青妇联系群众广泛的优势。各部门通力协作，新闻单位广泛宣传，其宣传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的，起到了对全民普及税法的作用，影响极其深远。后来还跟教育部协商，考虑在中小学的课本中加上税收的内容。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我提出了“税收宣传要从娃娃抓起”，得到了当时领导班子的一致认同。对于成年人来说，要有普法教育，对孩子们来说，在他们受到文化启蒙知识教育的时候就要受到国家法制教育，其中包括依法纳税的教育。要让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新人都能成为自觉的纳税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偷逃税的现象。我们在《中国少年报》上开辟“金爷爷谈税法”讲座专栏，上面还画了一张我的漫画，是漫画家方成画的，一个幽默、慈祥的老人形象。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单调的法律条文编成妙趣横生的小故事在《中国少年报》上连载，这相当深入人心。我后来有一次到外地出差，住地服务员问我：“您是在《中国少年报》上讲税法的金爷爷吧？”我当时大为感动。你想，一个年轻的服务员都能认出讲税法的我，说明我们的税收宣传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很有效果的。在此基础上，1990年国家税务局与《中国少年报》一道，在全国开展了“我是税法小小宣传员”征文活动，得到中小学校的积极响应。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十万少年朋友参加到税法宣传中，撰写了上万份征文和数百封来信。我们和获奖的小朋友组织了几次座谈。有一次座谈，一个小朋友问我：“金爷爷你去国务院开会，能见到李鹏总理吗？”我说能见到啊。这个小朋友就说，能不能让李鹏总理给我们题几个字？我说好啊。到了国务院，我请李鹏同志的秘书转达了小朋友们的请求，李鹏同志欣然应允，当即提笔写下了：希望全国少年朋友都来做税法小小宣传员。这些小朋友大为振奋，后来还组织了一些小朋友搞了报告会，讲他们从不懂税到懂税到能够给别人讲税这样一个过程。当时邀请了中顾委常委陈锡联、康世恩和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等老同志出席，几位老同志听了都很感动，眼睛都湿润了。我至今记得有个来自广西柳州的孩子，叫甘庆华，当时上小学五年级。她说她家里的人都是搞小买卖的，当个体户。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税收，后来在学校听老师讲税收，看少年报上的“金爷爷讲税收”，懂得了很多道理。她就想家里人都是干个体的，但是好像从来没听他们提起过缴税。改革开放后她们家日子越来越好，她们镇上的变化也很大，她知道这都有税收的贡献。有一天她过生日，家里的亲戚都来了。菜上来之后，她站起来说：“谢谢各位长辈来给我过生日，我想请大家听我说几句话。现在咱们家的生意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好，咱们镇上的小学原来都是草房子，现在都是楼房了，卫生院有了许多医疗设备，连X光机都有了，可你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吗？都是国家的税收。你们现在做生意，乘火车、坐轮船出去跑，这些道路、交通设施都是国家建的，国家用什么建的呢，用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税收建设的。我懂得了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之后，我希望长辈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千万不要偷税。”
　　我在税务总局工作期间，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都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新华社在全国的工作会议上，让我去讲两个小时，我把税收的一些理念啊，需要宣传贯彻的东西等等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在新闻宣传的时候就会更加关注税收。
　　对于我们自己系统的媒体我更重视。我1984年4月就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10月《中国税务》杂志就创刊了。要搞税收宣传，我们没有自己的阵地不行。1990年《中国税务报》成立后，我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每次出版前大样我都看，看了之后才能放心。
　　税收宣传月已经走过了十七个年头，税收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税收宣传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坚持不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一定要利用好宣传这个平台和手段，擅用、敢用税收宣传这个平台，要有点远见卓识、有点思考的深度，还要有点胆略，这样税收宣传才能搞得有声有色。
　　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睿智而极富个人魅力的老者形象深深地印在了记者的脑海中，金鑫老局长虽年届八旬，但记忆力惊人，思路清晰敏捷，二十年前的事情信手拈来，时间、数据、脉络，精确而连贯。笔者深切地感受到金鑫老局长心里时刻都在关注着税收，关注着税收宣传，关注着税收事业的发展。
　　张木生回忆金鑫老局长二三事
　　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曾任中国税务报社的总编辑，跟随金鑫老局长工作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张木生社长提起金鑫老局长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深有感触。他回忆说，那时候报社社长关永宁每天晚上11点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话旁边。因为按照金鑫老局长的习惯，每天晚上5∶00 ～7∶00是看文件、签发文件的时间，这时候大家都下班了，比较安静；然后回家吃饭，晚上9∶00开始“做功课”，就是看一天来的报纸，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国税务报、中国税务杂志，看完了差不多到11点钟了。金鑫老局长每天都会就稿件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比如大标题如何改动更换，小标题要或不要，内容从哪个角度写更好等等。那时候每天早上到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听关永宁社长传达前一天晚上金鑫局长对报纸的意见和建议。很少看到一把手领导如此重视宣传工作的，大到办报的大政方针、排兵布阵，小到具体稿件的谋篇布局，一些重点稿件该从什么角度入手，写什么内容，金鑫局长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当时每年开记者站的会议，金局长都亲自出席。
　　“搞宣传我从金局长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思想要向上看，眼睛要向下看。要把握好中央的政策、精神、中心工作，然后找到跟税收工作的结合点，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要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做新闻报道要该表扬就表扬，该批评就批评，不能蜻蜓点水，只唱赞歌。”
　　“金局长不仅重视宣传工作，并且对宣传工作很”懂行“，把宣传手段运用得非常好。当时的税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税制改革非进行不可，但社会各界包括很多领导同志那个时候对什么是增值税都不是很清楚，对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改革意见分歧也很大。金局长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宣传，不断地讲什么是增值税、流转税，这样的改革方式会有什么好处。1994年的税制改革能够顺利得以实施，跟宣传手段运用得当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