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井冈山红色税收博物馆展出的《井冈山土地法》

前不久，笔者走进井冈山红色税收博物馆，馆内陈列着千余件斑驳的展品，其中一张略显残旧的黄纸让人驻足。

那是1928年12月湘赣边工农兵政府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吸引笔者的是其中的第七条规定：“土地税之征收：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土地税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这条法规全文不到一百五十字，却概括了纳税人、税制、税率及税收减免等必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法的形式确定征收土地税及征收土地税的标准。

在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纳税人怎样看待党的税收？红军战士又是如何收税管理的？跟随讲解员的讲解，笔者的思绪回到了红色如火的当年。

1928年，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山间小路蜿蜒盘旋，时常有一支支挑粮的队伍在其间行进，这就是著名的挑粮小道，“朱德扁担”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持续经济封锁，红军供给严重困难，根据地的农民用粮食缴土地税，远处的农民把粮食送到规定的地点再统一由战士们运上山，近处的农民则把粮食挑上井冈山给红军吃，成为红军战士的“生命粮”。这天，一位送军粮的百姓，宁冈县东源乡麻上村人邱祖德，一边和乡亲一起挑粮上山，一边唱起了自己编的山歌：“一根扁担四尺长，年年用它来送粮，往年送粮泪涟涟，家中没有隔夜粮，今年不同往常年，人人喜送翻身粮，朱军长带来好光景，支援红军打胜仗。”

邱祖德是宁冈县东源乡麻上村的农户，之前和根据地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可谓是谈“税”色变，地方军阀和豪绅地主阶级的苛捐杂税之多令人咂舌，除赋税、统税等“正税”外，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杂税：烟酒捐、落地捐、市政捐、北伐捐、灯捐、靖卫团捐，甚至还有喜捐、丧捐和人头捐等，邱祖德一家辛苦劳作一整年，却往往连肚子都填不饱，生活苦不堪言。

红军上山开展土地革命后，邱祖德家分得了10多亩山地，当年就收了3000多斤稻谷，实行土地税制，以前的各种捐税都被废除了，一家老小可算是能吃碗饱饭了。能过上好日子全都靠红军，红军打仗不能饿肚子，缴税粮就是保革命，邱祖德和乡亲们一合计，这税粮不仅要缴，还要多缴。于是他挑最好的稻谷超额缴了1500斤的税粮，和乡亲们一起挑上山，送到红军手中。当时在根据地，像邱祖德这样超额缴粮的百姓很多，经常下山挑粮的朱德了解这一情况后，专门对地方干部交代：一定要劝说老乡，缴粮时一定要留足口粮。

红军的种种作为被“纳税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也让他们甘于把自己辛勤种出来的粮食化作税收，哺育自己的“子弟兵”成长壮大，而我们的红军税收员们也未曾辜负“纳税人”的这份信任。

在税史馆的一块展板上，笔者了解到了黄石生的故事。黄石生是闽浙赣根据地的一位革命战士，他参加过苏维埃大学的学习，担任过暴动队队长，后来根据组织安排，担任汀州关税处主任，从事红色税收工作。“一手握紧枪、一手拿算盘”是黄石生工作的生动写照，他不仅要根据当时根据地的税收制度一丝不苟地收税，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反动渗透，开展武装斗争。

1934年5月，国民党军一个团包围进攻汀州关税处。为了保护关税处的财产，黄石生带领十几名武装人员和三名关税员携带税款、账本向松树岭转移，在深山老林坚持了三天，弹尽粮绝，饥困交加。黄石生他们将税款和账本埋在一棵树底后，刚走出山林即被敌人发现抓住。敌人把他们捆在一个祠堂的柱子上，用木棍打，用烧红的火铲烙，施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结果却一无所得。国民党军将黄石生等交给了地主武装靖卫队，靖卫队押着他们游街示众。黄石生面对人群高呼口号，靖卫队气急败坏，竟用刺刀残忍地割掉了他的舌头，一时间鲜血淋漓。黄石生在昏迷中挣扎着站起来，高举起带血的双拳继续怒吼。这时枪声响了，黄石生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18岁。

是什么支撑仅有18岁的黄石生用鲜血和生命去保护税款？是对党的忠诚，对税收事业的热爱，对来之不易税款的珍惜。述往事，知来者。现在看来，当时的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农民的纳税意识还很懵懂，税收员征税还不是很专业，但纳税人主动掏出自己的口粮超额缴税，税收员为了保护税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又是怎样一种高尚的情怀？

忆往昔峥嵘“税”月，无数邱祖德、黄石生的故事沉淀在像《井冈山土地法》这样的一件件红色税收展品背后；踏今朝铿锵征程，更多有为之士在“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道路上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吉安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